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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人大国际法沙龙成功举办
2017/10/30

    10月28日下午2点,人大国际法沙龙第1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沙龙由邓华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博士后)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蕾凡博士生担任主持人,朱文奇教授担任评议人。参加本次沙龙的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硕、博学生,还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外交部的学生和老师,共计40多人。 

    王蕾凡博士首先介绍,人大国际法沙龙的设想最初起源于一次朱老师课堂的课间讨论:博士生之间除了课堂之外是否有别的更灵活的交流方式?经过与其他年级的博士生进行沟通,发现每个博士生都有这种想法,希望就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题目进行更深入的交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这个沙龙得到了法学院和国际法教研室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并终于付诸现实。按照计划,人大国际法沙龙每一期都会有一名主讲人就国际法的一个主题向大家作报告,然后大家对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当然也可以提出国际法学习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大家互相启发。 

    邓华博士主讲的题目是“国际法院认定环评规则作为习惯法的路径、方法和局限”。她首先介绍了环评规则本身在现代国际法当中的地位,它是风险防范原则的一个直接结果,最初出现在美国国内法。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环评规则逐渐被一系列的国际法律文书所规定。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践具有了普遍性和统一性,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法律确信。在此基础上,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已经形成了,满足了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构成要件。作为一个整体,环评规则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在此背景下,国家很有可能在国际诉讼中援引这个规则。如果国家提出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就涉及到对这个规则的认定、解释和适用。这篇文章从国际法院的角度切入研究,主要是因为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其认定的习惯法规则一般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也会被其他国际司法机构承认,甚至是直接援引。那么,国际法院如何认定环评规则作为习惯法?它认定的路径和传统的“两要素”说是吻合还是背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逻辑推理方式又是什么?是归纳、演绎,还是其他?它的局限又在哪里?随后,邓华博士结合国际法院相关案例对上述问题作了逐一讲解。她研究认为,国际法院在认定环评规则作为习惯国际法时出现了对传统路径的背离,在方法上既非严格的归纳法,亦非演绎法,而是倾向于“断定”或“不证自明”。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第一,它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国际司法对国际法“绿色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第二,传统的“两要素”说存在着被重构的可能;第三,“断定”相较于归纳法和演绎法更容易导致司法造法,而且仍需进一步寻找被正当化的理由。此外,国际法院的机构性质、判决的效力范围、以及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及不成体系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它认定的习惯国际法存在着局限,同时这也构成了此项研究命题自身的边界。

    邓华博士的报告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或评论或提问,互动热烈。

    人大法学院李正同学提出了两个问题:(1)国际法院的判决只拘束当事国,国际法院在特定案件中认定习惯法的技术本身对其他国家也是不具有拘束力的,那么把国际法院认定环评规则作为习惯法的路径认为是对传统路径的背离是否合适,是否属于国际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2)国际法院对国际强行法的认定与习惯法的认定有何区别和联系?

    人大法学院博士生王玮提出了三个问题:(1)国家法院在认定一个规则为习惯法时会不会按照“几步走”的步骤来进行?(2)演绎法是否等同于类比,演绎法中演绎出来的规则是对原来规则的扩大还是缩小?(3)国际法院为何要在环境问题上对习惯法的认定采取特殊路径,其他问题是否也会采取特殊路径?

    人大法学院博士生吕宁宁提出,国际法院是不是在极端的紧迫的情况下采取断定的方式来认定习惯法,而一般情况下用“两要素”说?人大法学院王尘璐同学的问题是,国际习惯法和国际贸易惯例的构成要件存在哪些区别?人大法学院博士生孙旭提出,如果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一个现实的条约法规则,那么演绎出来的规则被国家接受的可能性更大;但如果演绎的大前提是软法性的原则,那么由于国家同意的相对缺乏,演绎规则的效果会不会与前者不太一样?人大法学院博士生周一帆的问题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之间是否存在位阶(比如与强行法)?

    中国政法大学李晨宇同学提出,断定本身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法吗,或国际法院只是使用了一些非严格的演绎和归纳推理?此外,她对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如何认定习惯法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人大法学院博士生帅凯旋的问题是,对于“断定”,有没有可能是先就有了习惯法,然后再发展出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人大法学院沈文婷同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习惯国际法“两要素”说中存在的“时序悖论”的质疑。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杨关生对于“习惯、惯例、强行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三个概念其实可以从民法的角度进行理解:国际法的基石是国家间的合意,民法是调整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法律,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它们性质上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人大法学院程任豪同学对习惯法中存在的“一贯反对者”原则提出反思,即“一贯反对者”虽然不受该项习惯法的约束,但也无法阻止它的形成,这会否导致国际社会中“多数人的暴政”?

    人大法学院博士生谭观福基于WTO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案”中的一段判决提出,习惯国际法是否具有领域上的限制?并就WTO争端解决机构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法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人大法学院刘思源同学就同一国家存在不同的“国家实践”问题进行了提问。人大法学院博士生刘晓华针对国际投资法中的习惯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对“公平公正待遇原则”的习惯法地位仍有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王珊同学就习惯法认定过程中涉及到的人权保护问题进行了提问。主持人王蕾凡博士也就国际法院2012年“国家管辖豁免”案中涉及到的国家管辖豁免规则和强行法、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和提出了疑问。

    针对大家的意见和提问,邓华博士逐一作了回应,朱文奇教授也积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老师认为,国际法很强调实践,国际法院的法官在具体的案子中有很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和交换意见,国际法院在认定习惯法时,也许已经考察了相当多的国家实践,只是没有直接写进判决书里;每个法官对国际法院的案子都很熟悉,虽然有《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的限制,但国际法院一般不会推翻其先前的判决结论,即使要推翻,也会很谨慎;此外,国际法院对习惯法的认定不是仅体现在环境法领域,而是体现在国际法的所有领域。大家在邓华博士的回应和朱老师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接下来,朱老师作总结发言。一方面,朱老师对人大国际法沙龙第1期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并且希望这个沙龙能够继续办下去,成为国际法人交流观点激荡思想的一个平台。另一方面,朱老师还对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国家豁免、“保护的责任”等发表了观点,朱老师特别强调,国际法要联系实际,“一带一路”中的很多法律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企业走出去要懂国际法,国际法不仅要维护国家利益,还要引领全人类。
最后,主持人王蕾凡博士代表沙龙向朱文奇教授献花,并向主讲人邓华博士赠送沙龙海报以作留念。至此,第1期人大国际法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谭观福  图/吕宁宁、周一帆、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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