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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法院实习
2017/11/29

    “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并宣称将免于极权主义的威胁,获得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建立良知,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这一良知只能通过在欧洲建立一个特殊的法庭得以实现。”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欧洲国家通力合作,建立了欧洲委员会,力求在欧洲促进人权、民主与法治。怀抱着成员国希望永不再遭受20世纪中期所经历的暴行的愿望,欧洲委员会咨询大会成员Pierre Henri Teitgen说出了上面一段话。次年,12个国家协同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人权公约》第19条的基础上,1959年,欧洲人权法院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成立。 



    

    十一月底的斯特拉斯堡早已步入冬天,多云、雨水和小雪构成了天气的主旋律,橙黄的树叶在一个雨夹雪的周末纷纷掉落,老城里的每个空地和广场上都搭建好了圣诞市场,尽管天气寒冷,还是有来来往往的游人循着“欧洲最古老的圣诞市场”的美名纷至沓来,热情不减。我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习即将过半。

    像之前我校的实习生一样,我被分配在了法院的法律研究和图书馆(Research and Library Division)部门,这个部门不直接接触案件,但确是法院法律工作必不可少的部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对大审判庭和法官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做出请求的关于比较法、国际法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等有关案件的问题进行法律检索,出具调查报告,协助案件处理,这些调查报告最终会在案件判决公布之后向公众公开。除此之外,这个部门还会撰写一些针对公众的法律指南(如已经公布在法院网站上的《Practical Guide on Admissibility Criteria》),以及管理法院图书馆,为法官和律师们访问国际或各国数据库提供便利,有时也会针对欧洲理事会某些部门的法律问题进行回复。我的主管是律师Ana Vilfan-Vospernik,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会讲六种语言的女律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由她来指导。

 


    我来到法院后的第一份任务是完成一份判例法调查的初稿撰写,主要与公约的第三条禁止酷刑和第十三条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有关。这个法律检索的问题是由一位法官在处理一件关于庇护申请人受到任意驱逐的案件中提出的,主要是从法院判例法的角度,梳理当一国驱逐庇护申请人到第三国时,针对庇护申请人是否会收到酷刑威胁的问题,法院应在驱逐国与申请人之间采取怎样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欧洲人权公约中,不少条款都是允许例外情况存在的,但是公约的第三条禁止酷刑原则,是人权公约中不多的不存在例外情况的“绝对”条款之一,换言之,在任何时刻,即使是在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公共紧急事件中,成员国也不能实施酷刑。在国际法上,处理外国人的入境、居住和遣返问题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国内法律以及签署的国际条约决定的国内事务,难民的受到庇护权并未受到公约的明示保护,但是,若成员国驱逐庇护申请人而使申请人受到有证据证明的违背公约第三条的酷刑或虐待危险时,该成员国则应对不当行为负责。在证明是否存在酷刑或虐待危险的过程中,庇护申请人应就其可能受到的危险承担举证责任,随后,收到申请国应当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结合其自身获得的材料,进行全面评估。法院认为,该评估必须针对申请人被驱逐之后可以预见的后果,并且针对其政治经济个人情况,法院在处理案例的过程中对于酷刑的标准有详细的阐述。另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申请人还应在提交申请以及得到得到申请结果之后获得有效的救济。在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庇护申请的案例,并且学习到了关于难民的国际救助的知识。这些案例大多令人胆战心惊,让人不由得感叹能够生活在一片无灾无虞的平安土地是多么幸运,但地球生灵总归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所拥有的片刻安宁只是侥幸,对战争和动荡的反思时刻不能停止。

    还有一项主要工作也是针对一位法官提出的调查申请,与公约第六条,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中的第三款(c)有关。这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凡受刑事指控者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的,基于公平利益考虑,应免除他的有关费用。但是在有些国家,存在着关于提供法律救济的例外情况,我的任务便是梳理在法院的判例法中,针对各国对这种受到法律协助的权利限制,法院认为他们是否违反公约的判断;并且以两件影响力较为重大的案例为分割点,梳理出法院的思路和脉络。尽管这条规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在刑事指控中受到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确实是公正诉讼的基本表现之一,但是,公约的第六条第三款的(c)项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成员国应当以何种方式对这项权利进行保护,法院仅仅需要确保成员国所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与公正审判的基本原则相符合。通常情况下,在刑事案件的审前程序中,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各国应当从受指控者在受到第一次讯问时,就赋予受指控者得到律师协助和法律援助的权利,但是这条权利不是绝对的,可能会受到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必须可以被证明合理,同时,就整个诉讼过程而言,其公正性必须被保证,受指控者的辩护权也不能受到损害。

    根据人权条约第三十六条,在本国公民作为申请人提交到审判庭或者是大审判庭的所有案件中,有关缔约方有权呈送书面意见或者参与庭审,法院院长基于公正的合理实现的考虑,可以邀请不属于诉讼当事国的任何缔约方或者不是申诉人的任何人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或出庭参加庭审,对于审判庭或大审判庭审理的案件,欧洲理事会的人权专员可以提交书面意见并参与庭审。法院规定的四十四条具体对这一条款进行了详细规定。我还整理了自从1998年以前直到2017年案件中所涉及的第三方介入文件,制作成表格,添加法院内部系统文件链接以便法官和律师查阅。法院内部文件系统的精确性让人咋舌。

    我还针对由我的主管律师与其他律师合作正在撰写中的关于财产权的指南进行了校对,主要任务是确保引文与文章的对应和精确,以及引用与法院判例系统中的引用格式一致。在我拿到的初稿中,长达近百页的指南,每个引用都可以直接链接到法院的案例库Hudoc,基本上每句话都有判决原文的支持,多位律师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准备出这样一份内容翔实的法律指南。

    法律研究部门有时需要进行比较法研究,律师们经常会向来自欧洲不同成员国、精通不同语言的同事发出问题邀请,我作为部门里(甚至是法院里)唯一的中国人,也就不同问题进行了中国法上的回答。其中包括农业用地的所有权是否能够被转让以及转让过程中有何限制,以及与各国对于难民和庇护申请人在收容所中的的探视,特别是新闻媒体探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等,到现在工作邮箱里还躺着几个未完成的问题。虽然中国并非人权公约签署国,但是律师们通常在进行比较法研究中所涉及的国家远超成员国范围,涉及到中国、埃及、加拿大、美国等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

    此外,我还帮助法院的出版部门部门进行了一些中文的翻译,以供他们在官网或者twitter账户中发表中文翻译件。我还帮助法院的公共关系和网络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法院宣传片字幕的翻译和影片中文版解说的录制,尽管不知道宣传片的中文版是否会因为预算问题不了了之,但是法院工作人员为了宣传人权事业作出的努力让人敬佩。

    八九月份是欧洲的“度假月”,因此,从我九月份开始实习之后,法院直到十月份才有公开庭审,庭审时间表全部在法院网站上提前公示,人们可以报名进入人权大楼观看庭审,实习生也可以经过主管同意后参加公开听证会,听证现场庄重严肃,法官们身着黑色打底的法袍,肩头有表示欧洲理事会的圆形肩章,绣着深蓝色缎带,听证会视频在媒体室直播,并会后续制成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听证会不会直接宣判,后续的判决需要在日后公开。为了帮助新入职的律师和实习生、访问学者们了解法院,法院专设培训部门,每周都有针对不同人员的培训项目和课程,除了常规的安全培训外,我还参加了职业行为培训和各种各样的法院内部参观活动,这种培训项目为员工培养法院的认同感,并了解法院的运作模式帮助很大。此外,法院的文化活动也丰富多彩,各种慈善义卖活动、主题画作展、讲座、语言聚乐部和同事们组织的茶歇活动能够让人在工作之余走出办公室,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们攀谈交流。 



    

    欧洲人权法院自成立以来,已经对成千上万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因为这一机制覆盖的总人数大约有八亿两千万人,他们都是居住在公约缔约国内的潜在申请人。然而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并非欧洲公民的潜在申请人,无论是难民还是别的身份的人,只要他们居住在成员国内,都会受到公约的保护。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公约的管辖范围可能会超过欧洲的疆界,比如法院判定英国在伊拉克执行安全任务时造成平民死亡,因而违反了公约。法院判决的案例中,许多都引起了强烈的公众反响,比如在一起起诉德国的案件中,法院判决德国违反了公约,法院认为即使有人处于危险境地,也不允许向施加危险的人威胁使用酷刑,在该案中,有人诱拐并谋杀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当时警方认为该男孩还活着,为了获取受害人的位置,德国警方以酷刑威胁罪犯。在判决公布之后,国家必须遵守执行相关判决,公约最终必须在国家层面得到适用。欧洲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即部长理事会的职责便是如此:确保法院的判决在国家层面上得到尊重,确保有一定的救济措施避免类似侵犯公约的行为再次发生。理事会成员定期会谈以核实法院的判决得到执行,案件将一直登记在册,直到法院对相关国家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除了直接影响到各国立法,欧洲人权法院还为曾遭受不公正审判而获罪的人们重启审判之门、为被强制征收财产的人们重新获得赔偿、为关闭污染企业并帮助人们获得赔偿、为遭到非法拘押的人们重获自由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在法院与各成员国之间的互动中,辅从性原则十分重要,近年来若干次探讨法院未来的高级会议都强调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法院虽然是超国家的国际法庭,但它只接受那些个人基本权利没有在本国得到直接认可的案件。在法院的受理标准中,其中一条就是申请人必须首先穷尽国内救济。由此可见,法院与成员国的关系其实是微妙而谨慎的,其中的权利制衡如同高空走钢索人手中拿着的保持平衡的木棍,法院的触角既不能越出边界,又不能消极放任,法院的权力也受到严格控制。欧洲人权法院固然有其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缺陷,但正如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它在未来也仍将是欧洲人权保护的堡垒,是数百万人的最后救济手段。 



    我想,对我来说,这段实习经历帮助我更好的在世界背景下,结合国内状况理解人权——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时代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担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文字/李璇

图片/李璇

编辑/周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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