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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为何法治不能成为信仰
2020/1/17

    2020年1月11日,法制日报社举办首届法律人纪实写作大赛颁奖典礼,何家弘教授作为嘉宾代表致辞。其发言整理稿发表于2020年1月16日的《法治周末》第9版,原标题为“何家弘:我是让法学‘耽误’的作家”(此处有所补正)。同版发表的还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的发言整理稿,标题为“郑渊洁:我是被文学‘耽误’的法律工作者”。

我这个人有两顶帽子,但同时戴着两顶帽子比较难看,所以我今天就戴了一顶,看上去还比较正常。

我说的两顶帽子,一顶是法学家,一顶是业余作家。所以,《南方人物周刊》说我是“写小说的法学家”,而英国的《金融时报》则说我“会对法律问题产生文学的想法”。我自己也觉着,我大概是中国法学界写小说写得最好的人,而在中国作家协会里,我大概是法学造诣最深的人。所以,这两顶帽子容易让我有成就感。

我与《法制日报》交往了多年。《法制日报》为中国法制建设确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法治就得天天讲,《法制日报》讲了40年。而且,《法制日报》也见证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包括我们对法治的认识。《法制日报》创办的时候,那时候人们讲法制还是制度的“制”,后来才改为“治”。我看《法治周末》就改了,用的是“治”。这体现了我们对法治认知的发展。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认为,这次会议对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明确了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让法治成为信仰”。我记得,开幕当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节目的主题语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有人还引用了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的话。那本书是梁治平翻译的。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英文是:The law must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exist in name only。我认为这句话的翻译不太准确。在这句话中,believed in的意思就是“相信”或者“信真”,翻译成“信仰”是小词大译了。其实,中国古代法家人物商鞅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法治有三个基本要素,即法、信、权。其中的“信”,就是百姓对法律的相信,或者说,“信法为真”。

“让法治成为信仰”的说法很好听,因为当下中国人欠缺信仰,一些所谓的“宗教信仰”也都商业化了。还有人说,中国人现在就信仰金钱,但那是“调侃”。我以为,法治不能成为信仰。为什么呢?第一,信仰都是管思想的,要改造人的思想,但法治不管思想,只管行为。法治就是要让人依法做事,特别是那些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一个人满脑子男盗女娼,但是只要他不去做,他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信仰都是高尚的,让人行善,但法治并不高尚,属于行为道德的“底线”。如果一个国家中的人都很高尚,那就不需要法治,德治就行了。正因为很多人都不是高尚的,所以才需要法治。俗话说,法眼看人低!法治不会要求人们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法治只要求人们不能去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

我觉得,法治应该成为一种行为的习惯。我曾经开玩笑说,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交通问题很多,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也很多。如果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能够占交通使用者的90%,中国社会就实现法治了。因为交通规则也是法律,它反映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但是,我们现在恐怕90%的人都违反过交通规则,因为大家并没有养成法治的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是需要养成的,而行为习惯的养成就需要文化的熏陶,需要一定的社会氛围。在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下面,人们都会有好的行为习惯或者趋向于好的行为习惯。就像人们讲的,在五星级酒店那么干净的大厅里,很多中国人并不会随地吐痰。但是如果环境很脏,那些坏的习惯就表现出来了。

在法治行为习惯的养成中,法治文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这些年,《法制日报》,特别是《法治周末》,发表了很多文章,又组织了这样的大赛,确实对推进中国法治行为习惯的养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借这个机会,我也谈谈个人写作的一些心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小说《人生黑洞》在《法制日报》连载。有一天,刑法学泰斗、我的老师王作富教授对我说:“《法制日报》上有一个人写小说,名字跟你的一样。”我说:“那就是我。”他说:“不对吧……”

很多人都觉得,法律人思维是比较刻板的,讲究严谨的逻辑,怎么还能够写小说?但写小说确实是我的业余爱好。因为写小说,这些年我也参加过国际上的一些文学活动,包括文学节和作家节,也包括到欧美一些大学去做文学方面的讲座。

当下,我感觉受网络文化的影响,社会对纯文学的接受度不是特别高。但如果从纪实文学的角度记录中国的法治故事,那应该是非常精彩,而且吸引人的。所以,这样的纪实文学应该会有更多的读者,更能够打动人心。

在法学研究方面,我也写过纪实的作品。大概十年前,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刑事错案问题,包括一些典型的案例。我根据滕兴善冤案写的《死亡的证明》就发表在《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上,并且收入了当年的年刊。

现实中的故事,其实比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可能还要精彩。我感觉,自己的纪实作品能够成功,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有非常精彩的案例。对中国来说,文学要走出去,法学也要走出去。我那部刑事错案的专著名叫《亡者归来——中国刑事司法十大误区》,现在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还有希伯来文版。今年上半年,这本书的日文版也将推出。
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受到欢迎,不仅因为它写的是人类各国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而且因为它是真实的“中国故事”。

(编辑  翁双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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