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师走了，没能送上最后一程。翻出他当年亲手为我写的毕业鉴定，那些鼓励的话还像昨天写的一样，一笔一划都透着暖意。师恩如山，此生不忘。

这份鉴定，是我春节前因养老金事宜，从司法部取回档案时才看到的。读罢心中五味杂陈，震撼不已，往事历历在目。

当年毕业，我写的论文是《论法人犯罪》。高老师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刑法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法人，还明确告诉我：坚持这个观点，就拿不到学士学位。我找来十个案例，也没能说服他。后来刘丁老师见我为难，让我改写成国际私法，我才顺利毕业。

1986年，孟扬告诉我，她起草的《海关法》首次采纳了法人犯罪的规定。我当时就指出，那其实是“单位犯罪”，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人犯罪。她坦言，原本上报的是“法人犯罪”，但老一辈同志不易理解，才改成通俗易懂的“单位犯罪”。我当时便直言，公检法、党政军都是单位，这样界定将来一定会出问题。二十年后，果然发生了哈密市检察院起诉哈密市法院单位犯罪的荒唐事，令肖扬院长大为震怒。

1997年，高老师赴香港参加回归活动，我向他提起法人犯罪的立法变迁，问他如今怎么看。他只说：“后生可畏，不敢苟同。” 既肯定了我的坚持，又坚守了自己的学术立场，风骨尽显。

直到最近看到高老师亲笔写的鉴定，我才真正明白他的胸襟。即便我最终改了论文题目，他非但没有成见，反而在鉴定中表扬我：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敏锐，敢于坚持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高老师的包容、宽厚与对学生的真心爱护。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