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Version 繁體 教师登录 学生登录
 
 
概 况 师 资 新闻中心 招 生 人才培养 对外交流 学术研究 党团工作 图书馆 校友网 培训中心
您现在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 师资 > 永远的怀念 >
 
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李佳明悼恩师

网络语:伊人已去,天堂里没有疼痛

“愿老师一路走好”

 

   

   2014年,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迎来了人生中许多的变化。对于个人而言,或许有些事情是稍纵即逝的,但也或许有些事情是刻骨铭心的。今年,是我博士毕业的年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结束了近二十几年的学生生涯,告别作为学生的纯真年代;[1]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年份,投身到社会实践之中去,告别象牙塔的幽静和宁静。然而,今年最为重要的年份,就是我最最敬爱的导师孙国华先生,迎来了九十岁的生日。在这里隆重聚会,欢庆这一节日到来,我无比的期盼和欣喜,我也无比渴望着这一刻早点到来,在这时,我不仅又可以见到阔别,但并不已久的恩师,而且也还可以见到许久未见的师弟师妹,更有甚之可以见到许多的熟悉,但却未曾谋面过的大师兄大师姐,在这里我们隆重举行盛会,为恩师庆贺,庆祝恩师九十华诞,祝愿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为了表达作为学生的激动之情,写下这些文字,凝固记忆,保持思念,表达祝福,以此献给我的恩师。

 

 

 

我是如何成为孙国华先生的学生,这是我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事情,也是我一生中最应该感恩的事情,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作为名门之后,名师之徒,我也曾无数次在内心深处不断地告诫自己,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勤奋、扎实学习,不辜负恩师的培育和教导之情。作为孙老的弟子,我们决不可以做沽名钓誉、浪得虚名之辈,这既是恩师的学术风范之要求,也更是恩师的人格魅力之展现。在读博士以来,我也一直是倍加珍惜、丝毫不敢懈怠、发奋图强、兢兢业业,希望在学校期间能够获得恩师多一点的赞许,少一点的失望,这也是我最大的宽慰和精神动力。然而,如果我没有得到两位恩师用心良苦的栽培和教导,那么,也许我将与中国人民大学无缘,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无缘,也许与我所喜欢的学术无缘,也无法实现我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梦想。

“故事”是这样开始,但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往事。那是发生2011年的事,在这一年里,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该何去何从。有过迷茫、有过徘徊,也有过无助。2011年,我研究生快毕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必须作出选择,有的人学有所长,成就律师之梦;有的人远赴千里之外,实现留学之梦;也有的人硕果累累,继续为学术奋斗,实现追求真理之梦。而此时的我,面对各种选择,一直在徘徊和犹豫。如果仅从内心深处去考虑,我非常渴望做一个“读书人”,因为我喜欢安静、喜欢象牙塔里的宁静,更喜欢校园里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必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追求学术之理想,成就学术之人生。但是,如果要考虑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早点为父母分担忧愁,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我没有理由再继续攻读博士,更没有丰裕的条件长期远赴美留学,那么,我只能尽快投入到工作中来,努力挣钱,解决家里的燃眉之急。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故友邱泉,他建议我找齐海滨教授[2],即也就是我后来的导师,让我将自己的困惑告知齐老师,请名师给你解惑和指导。听了邱泉的建议后,我鼓足了勇气,找到了齐老师。我得知齐老师要在法学院教室讲授《西方法理学》课程,我就早早等在教室门口,想见见齐老师,希望他能够传道授业解惑也。当我见到了齐老师时,简单说明自己的来意,齐老师特别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简单谈了一下,马上就开始上课了,在课堂上正在讲授著名法学家德沃金的法学思想,好像我发表自己一些简单的看法。这是我和齐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并没深入交谈。随后,没过多久,我又来到了齐老师家里,给齐老师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困惑。齐老师耐心细致地教导我,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你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想好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一旦想好了就好好努力去干。我说目前还不是特别想参加工作,想继续读点书,感觉自己还做好参加工作的准备。齐老师就说,那很好啊,只要是你自己的梦想,你就应该好好去把握,你就应该继续攻读博士。如果你想继续攻读博士,那么,我可以支持你或者推荐你。和齐老师交流之后,我豁然开朗,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继续深造。自从那以后,我每次都参加齐老师举办的所有活动,例如,学术讲座、读书会活动和研究生的课堂。从齐老师哪里,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无论是学术之道,还是待人处事之道,都让我受益匪浅、获益良多。[3]

就这样,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参加导师齐老师所举行的全部活动,自那以后,我每天都认真研读法理学的经典著作,希望能够攻读法理学博士。在齐老师悉心的指导下,我的法理学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也增强了我考博士的信心。原本我是不敢往北京考,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限。而此时,齐老师则大胆地鼓励说,你可以往北京考,只要看好那个老师,我都可以帮你推荐。起初,我并没有做好准备参加北京的博士入学考试,对北京各个导师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齐老师安慰我说,只要你想好了,好好复习,好好努力,我都可以给你推荐,只要你能考上,你不用担心。后来,齐老师说你要考法理学,我认为最好考名师,我推荐孙国华老师,他作为新中国法理学开辟者,是唯一个没有间断研究法理学的老先生,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我说孙老可是中国法理学界的泰斗,我没有信心报考,他怎么可能看上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在齐老师的鼓励下,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应考。随后,我就给孙老师联系,表明自己想报考他博士的意向。我说我是齐老师的学生,想准备报考你的博士。孙老师特别和蔼可亲说:“欢迎你报考,但你一定要好好复习,每年报考我的人数比较多,你必须做好长期考试的准备,通常情况下,考上我的博士需要三到四年时间,乃至更长的时间。”当时,故作自信,马上表态,我说好,感谢您让我参加考试,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就这样,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孙国华老师的法理学博士。如果没有导师齐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想我是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来,也更无法最终成为孙老的学生。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加强与孙老的交流,齐老师还特别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孙老,在信中简要地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当然,也颇有一些赞美之词,大力推荐我攻读孙老的博士。我拿着齐老师的推荐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入学考试。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但是,对于热情似火,怀揣着梦想的我来说,似乎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寒意。也或许,根本没来得及感受北京冬天的味道。两天紧张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我感觉考得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考完之后,我主动联系了孙老,我说我已经参加完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希望能够跟老师您告个别。孙老师非常亲切说:“小李那你下午过来吧,我刚好有空。”我带着齐老师的信,敲开了孙老的大门,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门。这一天的下午,北京的天气格外“昏暗”,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紧张而又漫长的黄昏”。

黄昏将至,我走进了孙老的客厅。我把齐老师的信给了孙老师看,看完之后,他就问齐老师还好吗,替我向他问好。问完之后,孙老马上接着问,小李你都读过多少书? 我说的确读过一些书,但大多数是不得要领,主要是关于一些西方法理学的著作。他马上说你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没?我说读过一些,但读得并不是特别的深入。接着孙老又问,你读过马克思的《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吗?你有啥看法!我大致回答了一些,应该是差强人意,但我现在也不记得当时说过了些什么,脑子一片空白,异常的紧张,这是一个令人紧张的黄昏。我心里在想,这个年代的老先生,不愧是学界泰斗,治学之严谨、收徒之严格。第一次见面就拷问学术著作之看法,至今想起还依然有一丝丝的后怕。问完之后,孙老说你回去好好多读点书,没有扎实阅读基础是没有办法搞好学问,尤其是研究法理学,必须大量阅读经典书籍,只要这样才可以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就这样,我带着孙老师的嘱咐和要求,离开他的家,还带着一丝丝的忧伤。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忐忑不安,心不在焉,我说这下完了。我对于经典著作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回答一定是非常差的。

博士考试结束之后,回到武汉,我购买了大量的经典书籍,广泛阅读各种学术名著,还购买了一些英文书籍。在假期里,我丝毫没半点放松和懈怠,系统补习了法理学的知识。随着假期结束,博士成绩也出来了,我非常幸运入围了。紧接着就准备参加法学院的博士生面试,那一次博士生面试,孙老也参加了。我进去面试时,孙老师说你来了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首先,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其次,孙老师就开始问了几个问题,这一次我对经典著作作了系统性准备,但是老师并没问关于经典书籍的看法。而是问你的研究方向及其如何开展博士论文研究。这一问,又让我不知所措。这一次我就临场发挥,我说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在于法哲学、法经济学和法学基本理论,我可能会在法学方法论方面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最后,很快就结束了我的面试,这一次面试,又让我感觉非常担心,也许留给老师的印象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而孙老又一个特别严格的先生。我内心非常焦躁不安。后来才知道,那年竞争人数特别激烈,最终三名入围,必须选择其一。感谢老天的眷顾,感谢孙老师的厚爱,感谢齐老师的大力推荐,最终我幸运成为孙老的弟子。对于我一个寒门弟子,能够成为名师之徒,是我一生之中莫大的荣幸。孙老是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是中国法学界第一个“行走中南海”的学者,是第一个代表着法学家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专家,是法学界第一个建言高层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的授课讲师。[4]

  

正所谓:“好事多磨”,“心急了吃不了热豆腐”,好事必须耐心的等待,尽管如此,在焦躁和不安的等待之中,我感觉时间似乎过得异常得缓慢,岁月犹如蜗牛一般得爬行。也或许如西方文化中写道:“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至少,我还可以憧憬和幻想。突然,有一天,北京有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过来,接电话发现原来是孙老给我打来的,他说:“小李啊,恭喜你被录取了。”当时,也许是由于太激动了,也许是由于太突然了,我激动得几乎快说不出话来,好像只说:“是真的吗,我已经录取了吗? 孙老说:“是的,你放心吧,好好读书。”这一次,又让我想起孙老的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用一句网络的时髦用语来说:“孙老是一个呆萌的人”。幸福时光总是过得太快,期盼的岁月总是过得太慢。我期盼博士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拿着漂亮和精致的人大录取通知书,每天默默数落着开学的日子。无比期盼能够早日享受人大校园里的优美,无比期盼与恩师相伴左右,也无比渴望继续享受遨游于书海的美丽时光,这一时刻我感觉我是无比幸福,感谢恩师的抬爱,让我有读书的机会。

98号,我来到北京,迅速往人民大学报到,领取了各种材料,搬进自己的新宿舍。下午,忙完之后,我就给孙老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来学校报到了,希望下午有时间去拜访您。孙老非常欣喜地答应了:“好吧,你下午过来吧。” 孙老的那种“呆萌”,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下午约两点半左右,我来到孙老师家里,孙老特别亲切,特别可爱;孙老问:“佳明啊,学校的事情都安顿好了没?你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好好研究研究点问题,做点事情,多读点书籍。”我说:“好的,一定要好好读点书和做点事情。”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我发现孙老思维非常敏捷、见解非常深刻。近九十高龄的人,他却依然活跃在学术第一线,不断思考新的学术问题,关注新的社会热点,依旧笔耕不辍,不仅不停撰写学术论文,而且还时常申报课题,甚至每年还给本科生讲课。这又给我上了一次生动的“励志”课程。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感受到孙老的“家国情怀、为国请命”的大师风范和学术的崇高品格。从那以后,我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扎扎实实、刻苦勤奋和兢兢业业的学习,力争做一个像孙老一样对社会有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浪得虚名之辈。

入学之后,孙老师对学术的要求是非常严格,但是对于生活方面,他则显得非常宽容和随和,对学生从来都是嘘寒问暖,经常问学生家里有啥困难没有。按照孙老的惯例,每个星期二下午,他所带的博士生都必须在他家里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除了有特殊的情况之外,任何学生一般不准请假,必须如期参加。据孙老说法,这是他带研究生的一个惯例,这个制度已经坚持几十年了,大约从朱景文老师就开始执行了。[5] 这也或许就是一个名师的严格和认真;事后毕业与法学院其他老师所带的学生交流发现,目前为止,法学院只有孙老一人,还依旧坚持此种近乎“苛刻”的制度,而且每个星期他必须如期与学生见面。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流于形式的时代里,他能够如此坚守无私为学生奉献和付出,或许也只有这样的老先生才能够做到心如止水,一心一意地“甘做孺子牛”。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在这样的一个繁杂、功利和躁动的时代里,正如古人云:“北京之大,何处可以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有个如此之好的恩师,没有理由,更没有托词,不把自己的本领学好,更不应该辜负恩师的栽培和厚爱。

还记得第一次写论文时,孙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论文题目。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大约2万字,自己认为还算比较满意的,应该可以获得老师的认可。我拿给孙老之后,老师当场就修改,发现大量的问题,让我狼狈不堪。单就摘要约两百字,他几乎修改了一百五个字左右,让我无地自容。起初,我也有点情绪,这也太严格了吧,不就是一个论文的摘要吗,何必这么严格和较真。后来,我才开始慢慢理解了和懂得恩师的良苦用心,学术确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否则,我们不可能做出一流的学问。第一篇论文,前前后后孙老共给我修改了8遍,但最终他还不是特别满意,几乎让我快失去信心了,面对学术我有一种想要逃离的感觉。写论文真的是非常痛苦,无论是从结构之安排,还是文字之雕琢,他都是精益求精,也让我为之动容。就这样,我终于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它被发表在河南省社科院办的《中州学刊》(CSSCI)上;这是第一次被编辑主动看上的文章并要求给本刊发表。这让我顿时感受到所有的汗水并没有白流,老师的严格要求也不是无谓的苛刻和挑刺。当时,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第一次能够被编辑主动看上并要求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并非易事。事后,也有许多的学弟学妹向我请教如何发表文章的建议,我有些时候也是有苦难言,我说一言难尽,其中苦和累只有自己才知道。因为他们是无法理会到恩师对我们是多么严格要求,所以,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我们是无法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文章,那么,也就无法获得更好的期刊发表。孙老的严格要求和自己所付出汗水在之后我都得到回报。在老师无比的严格要求之下,我算是基本上掌握了写作的要求和研究范式,在校期间,我一共发表近十篇文章,其中有发表6CSSCI。而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要求是两篇文章,只要在人大期刊目录里发表满两篇就可以具备毕业的资格,而我几乎可以毕业“好几回”了。这些所谓小小的成绩都和孙老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也让我在人大法学院多次获得殊荣:例如,“优秀学术成果奖”、“国家一等奖学金”、“中伦文德奖学金”、被推荐到中国文化大学做交换生、荣获孙国华法理基金“博士论文一等奖”等等。

 

 

由于我在校表现还算凑合,另外孙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我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公派到(台)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作联合培养博士生。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第一个博士被公派到中国台湾学习,仅有一个名额,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人;非常幸运孙老师的宽容,能够让我自由地选择远赴台湾学习。临走之前,孙老多次嘱咐:我要关注台湾法学界和台湾的民主政治,要求我多动员台湾人回归祖国的念头。这又让我感受了孙老的家国情怀的学者风格和忠诚的老共产党的精神境界。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排满了,没有留出任何的时间空挡。如饥似渴地学习台湾的法律知识,我不时也从台湾给孙老师打来电话,给孙老报告我在台湾的一些情况,所见所闻,也了解孙老的身体情况。在台湾学习的期间,让我学术有非常大的长进,也让我感受到不同的语境下的法学智慧。期间,我还被邀请台湾大学、台北大学、东吴大学及其中国文化大学发表学术演讲,我代表中国法理学界讲授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情况,我的演讲题目:《过去、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方向: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历史变迁》,我主要是系统地阐释了孙老的学术观点,传播了孙老师所提出法律的概念及其基本法理学认知,尤其是阐释了“法是理与力的结合”,[6] 这一观点也得到台湾法理学界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诚然,我在台湾学习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也收获了很多的友谊和记忆,许多的风土人情至今还让我流连忘返,许多的经历也让我获益良多。比如,我一个人独自环游台湾岛,“一个人背着包,说走就走”。我几乎花光所有的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我回来的时候,本来准备给孙老多买一点礼物,但是后来发现自己身上所剩下的钱并不多了,只给孙老买一些简单的礼物,值得一提是给孙老师买的几本法理学的书籍。[7] 从台湾我回到北京之后,我一下飞机就给孙老打电话,孙老师也特别高兴。孙老师还特别要求我留下来,在他家里吃晚饭,我聊了很多关于台湾的事情,有学术问题、也还有一些人文逸事。我们相谈甚欢,几乎让我忘记那个曾经 “紧张的黄昏”。[8] 坐在我面前只有一个亲切、温暖和可爱的老爷子,此时此刻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要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力争将自己在台湾所学习的知识,写出文章来。这样的话,我才不会辜负孙老给提出的要求和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学习,也加强了我对法律经济学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也给我的博士论文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在台湾学习期间,我结识了两位最为著名的法经济学教授,一个台湾大学经济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和另外一个台湾大学法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合聘的著名法学家简咨修教授。[9] 他们俩是当今台湾地区最为著名的法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我跟随两位教授学习法经济学,也让我拓宽和加深对法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最后,我将博士论文选题也定为这个方向,其中也是存在一定缘由。

当然,我要说到博士论文,最应该要感谢孙老。孙老是一个既严格而又宽容的导师。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对于学术态度和学术规范之要求,乃至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他则是一个非常严格和认真,乃至有点较真的学者。但是,对于学术兴趣和学术方向,乃至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他则是非常民主,也非常宽容,甚至非常自由。他最多说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写那些方面的论文,但他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按照他的学术领域和学术专长来设定博士论文选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冯玉军教授的博士论文及其研究领域可以得到印证。早在十几年前,孙老的博士生冯玉军教授就开始以法经济学为研究领域撰写博士论文,而今已经成为国内法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10] 诚然,我选择法经济学为博士论文题目研究领域,也受到冯老师之影响。无论是论文的选题,还是论文的开题报告,冯玉军教授都给我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最终是以《法律规制效果立法评估研究》作为论文博士的题目,无论是论文选题,还是论文结构、框架,乃至论文修辞等孙老师都给我巨大指导和帮助,让孙老付出辛勤的汗水。还记得,当初设定题目时,题目中是应该用“法律调整”还是“法律规制”,为了这两个词,他既然说:“佳明啊,为考虑这个问题,让他中午都失眠了。” 当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酸溜溜”,一点不是滋味,我这个学生真是“不省心”。我内心非常愧疚,一个近高龄九十的老人,既然还为一个博士生的论文题目而折腾的失眠,这是何等认真,又何等的严谨,这也许就是大师的学术品格,但是却让我非常难受。自那以后,我一直告诫自己,有任何困难我一定要想法设法自己解决,而不能给老师增添麻烦,毕竟孙老已经年事已高,不应该过分的劳心费神。自此以后,我基本上“报喜而不报忧”,有任何的困难,我一定想办法自己解决。无论是在博士论文答辩之事,还是找工作之事,我都是给孙老往好处说,以免让孙老操劳过度。

 

 

 美丽的时光总是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晃三年的博士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马上面临着必须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坚守。在工作选择方面,为了不让孙老添麻烦,或者操心,我基本上没告诉他,只有在最后做决定时,征求了他的一些意见建议。单从职业选择这一点上,又可以体现出孙老的宽容、开放和包容,乃至家国情怀的崇高情操。当他得知我要放弃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席机会,而选择远赴祖国的边陲,即老少边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他则表示非常的高兴,也感到自豪。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我被奖励远赴西部工作,他听到了还表示非常高兴。他高兴说:“我听到你去支援西部,我很高兴!”。你愿意选择放弃大城市——北京,而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也是一件好事情,在那些落后的地区,确实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作一出番事业,也应该大有作为。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最擅长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孙老说:“你们的青春应该丰满一点,而不是只停留在祖国大城市里,落后山区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给他们带来新的活力,也可以让你们的青春着色。”他回忆曾经他因文革被劳改多年,下放、干活和流放。这些苦难也在一定程度上磨练自己的斗志,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而且孙老也说:“你这么年轻,博士毕业才不到三十岁,也可以多经历和历练。”而不像有的教授那样保守,一般通常认为:博士一定要做学问,必须当大学教授,坚守学术,这样才符合常理。起初,我也还是有点害怕,不敢告诉孙老我打算放弃当大学老师的想法,而是从事司法实务。然而,后来孙老不但没有反对我,反倒特别鼓励和支持我,因而孙老的宽容和包容,反倒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源泉。孙老还说:“佳明,你是聪明的,而且有想法的,这么年轻,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业来,但是一定要谦虚,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踏实点!”[11] 多干点实务工作,对你自己的认识也有好处。说实在,我不留恋北京,但我留恋我的孙老师,我就不能经常过来看你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但始终没有说出来。

 

 

带上恩师的祝福与教导,我远赴祖国的西部——广西,开启了我人生新的旅程,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诚然,我既没有像恩师那样的“高大上”的学术抱负,也更没他那样的强烈的“家国情怀”的崇高品格。但是,我也始终在告诫自己,作为名师之徒,决不能苟活于世,享受着中国最好的最一流的法学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全国排名1位——我们没有理由放纵自己,也更不能自甘堕落,我们必须有所担当,有所舍弃,有所作为。尽管也正如文学名著《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12] 无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接近“中国梦”的美好时代,但也是最接近人类道德沦丧的丑恶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经济确实是高速腾飞,快速发展,位居世界的第二位,但是,我们的卫生环境健康问题之恶化却在慢慢吞噬我们的心脏,乃至我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时代里,我们作为青年的一代人,必须有所作为,为了理想而必须迈出自己的脚步。正如网络语:“理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不可否认,功利主义者可以赢得一时的快乐或者财富的极大化,但是,理想主义者,也永远不会被泯灭和消失,他会永远拥有存活的空间和活力,因为理想主义会解围功利主义的“走火入魔”,也更会为了公平正义而“舍生取义”,这样科学而合理的功利主义才可以“步入正道”。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少年强则中国强”。[13] 马克思青年时也曾在《青年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该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相互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得自己过得完美。”“如果我们选择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人类而献身。[14] 诚然,毋庸置疑,马克思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哲学家,是人类思想史的巨人,也是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人类幸福的伟大事业。

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伟人,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可以,从自己实际出发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有益于自己的事情,将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做到有机的统一。这样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家园将变得更加美好。虽然我不全部赞同《你的中国你的党》,但是,对于正确清晰地认识我们中国的历史,准确把握现在,努力展望未来,这是每一有为青年都应该也必须做的事情。我们这一代80后,是温室里的花朵,习惯了被爱、被幸福和被宠爱,不懂委屈、也不懂得求全,更不懂什么叫做付出与贡献。近年来,许多省份都开始从北大、清华和人大不断选调有为年轻,到祖国最艰苦、最边缘、最欠发达的地方,在这里可以丰满您的人生阅历,也可以磨练您的心智,坚强你的意志,更可以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在这个时代里总有一部分,也应该有一部分人,去为了理想、为了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习而贡献出自己的才华和青春。我很庆幸我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无论我们坚守有多困难,只要我们曾经的坚守过,我们就青春无悔。在我目前的岗位,我获得许多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也在各个岗位上磨练自己的意志,我们的领导和同事也给以我最大的关怀和照顾,他们的包容、大度和融洽让我倍感亲切,也让我迅速找到家的感觉,我也相信我可以做成一些事情。我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其中如果没有我恩师的鼓励与支持,没有恩师平日的教导和熏陶,没有孙往日里的严格要求,我相信也一定不可能会走出“象牙塔”,也更可能放弃大学校园的那份幽静,但是,孙老教导:“向实践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经常在我的耳边“余音绕梁”。因为我最初的理想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教授,但是,孙老的教导让我明白,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年轻时多一点磨练,也许更能为社会作出贡献,也能够更好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最后,我为什么将该文起名为:“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众说周知,这句话我是套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plato is dear to me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15] 当然,这句话既深刻地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和恩师柏拉图的师生之情,情真意切,又传递了希腊时期伟大哲人对于知识对于真理对于智慧的渴望和执着的追求精神。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是智慧之哲人,他可以爱其师亦可以更爱真理,但是,对于我等之愚笨之人,对于真理之追求虽有渴望之情,但恐无其能,然而,我对恩师之情,对于老师之爱,我则是可以也应该可以追求和保持炙热的执着。我所以我写道:“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

尊敬的孙老师,我非常庆幸我能够成为您的学生,也非常感恩老师能够收留我作为您的弟子,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自豪和荣耀!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和精神动力。我本为寒门弟子,无福也无缘可以享受名师之教导,但是,感谢上天,感谢两位恩师、孙老师和齐老师之眷顾和垂怜,让我有了这个机会,能够成为您们的学生。如果做您的学生一定要有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由于本人愚钝、不聪慧始终没有办法做到其他孙们弟子那样的优秀和卓越,尽管我也非常努力,但一直也未曾有过超越!但是,我永不会放弃,因为我爱你,我的恩师!因本人才华浅陋,文章粗糙,故只能以此拙文献给我的恩师,祝福您的九十华诞快乐,生日快乐!我真诚地希望您永远健康、幸福、快乐;我们永远的恩师。

 

 

写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法律政策研究室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修改于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六日(恩师离开我的第三天)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修订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1]我是201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先生,2014年顺利毕业获得法学博士,结束了近20多年的学生生涯。

[2]齐海滨,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旅美学者,博士生导师;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并留校任教,随后赴耶鲁大学留学,长期移居留美。2008年应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之邀请来我校担任特聘教授。

[3]作为恩师齐海滨教授,我将在其他专文中撰写我和齐老师交往的故事,在本文中将不作细致讲述。

[4]中央领导人进行集体学习,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为中央领导人讲法制课,课题内容为《对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198673日,正式讲课。上午9时之前,司法部派车将孙国华接到中南海,在邹瑜和另一副部长的陪同下,进入中南海小礼堂,田纪云、郝建秀已提前赶到,对孙国华表示了欢迎。接着,胡耀邦、方毅、乔石、李鹏等领导及中纪委、中办、中央各部门和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陆续到达。讲课时,胡耀邦非要孙国华坐在主座上,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领导们都记了笔记,不时插话问问题。讲课结束后,李鹏提出以后应安排讲一讲刑法的内容,讲一讲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胡耀邦建议把听讲的范围再扩大一些。据孙国华回忆,课后,温家宝、王兆国以及邹瑜邀他共进午餐,大家围坐一桌,每人一份“三菜一汤”。这是中国法学家第一次走人中南海讲授法制讲座,也推动中国法学繁荣发展得一次历史性契机。

 

[5]朱景文教授是孙老师带的第一个硕士。朱景文,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社会哲学和法律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法律与全球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

[6]参见李佳明,“再访法的概念:一场知识考古学的思辨之旅”,《东方法学》,2013年第5期。

[7]参见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学方法》,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

[8]“紧张的黄昏”是指我第一次和老师见面的时候,由于孙老非常严格拷问学术问题,让自己无比紧张和恐惧的时刻。

[9] 熊秉元,男,1957年,台湾南投人,经济学博士,台湾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毕业美国布朗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被让人认为两岸三地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简咨修,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所教授,曾获得台湾大学法学士、以及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被誉为台湾地区著名法经济学家之一。

[10]冯玉军,男,1971年,甘肃白银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法理学研究理事,中国立法学研究会秘书。博士论文:《法经济学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这样算是孙给我毕业赠言,让我:“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干事情要踏实、求真务实。”

[12][]狄更斯:《双城记》,石永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3]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这句名言是亚里士多德写给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一句话;由于柏拉图主张认识论是通过理念而引发出认识,反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通过实在而反映出理念,他们彼此的认识路径或者方法论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刑事法律网 中国宪政网 中国法学教育网
人大国际法网 国际法本科精品课程网 冯玉军法律经济学网 中国反垄断法网 中华法律文化网
中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律网 北京环境法制论坛网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诊所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中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网 文化遗产法研究网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 中国证据法网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法学家》杂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分社 《人大法律评论》杂志 《经济法学评论》杂志 《判解研究》杂志
世界知识产权法律和条约数据库 中国破产法论坛网 历史与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法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律师业务研究网
 
© 2001-201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邮编:100872  京ICP备05066828号 网站管理 lawweb@163.com | 联系我们 | 访问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