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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 厚德至善——追念林榕年老师及一些往事

    在共和国六十五岁生日的这天,在外法史研究会刚刚过完三十岁生日后没几天,一位八十六岁的法学家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榕年老师。他在共和国生日这天辞世,应该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冥冥社稷的天灵与他忱忱报国的心灵之间成就的默契和期与呢?共和国诞生之时,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此后六十五年,他把自己的一切,没有旁骛、没有保留地全都贡献给了这个国家和社会,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如果有人问我,林老师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那就是他作为一个老师、教授、学者和文人士子所具有的信念,是他对信念的执著、坚定和自信,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真诚、宽厚与关爱。我想,但凡熟悉和了解林老师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林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十月二日他的孙子林鸿鹤告知我的。其实,当我得知来电话的人是林老师孙子时,心里已陡然产生一种不祥之感。果然,鸿鹤告诉我他的爷爷已于前一天去世。我听到后,始是惊愕,随之懊悔,尔后悲伤。所以惊愕,是因为我虽然很久没有见到林老师了,但经常从同事和他的学生那里获知一些他的消息,知道他身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看到他在从教六十周年的庆典上仍然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很是欣慰。没想到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离去了。所以懊悔,是因为我这些年一直没能去探望过林老师,尽管常打问他,托人向他问好。特别是我未能参加他从教六十周年的纪念会后,心中更是惦记着要去看看他。国庆节前我因公干去了北京,也想着藉此时机去人民大学看他,可几天行程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况且期间临时又有了别的事情,故终未能如愿,不想这就错过了在他生前探望他老人家的机会。所以悲伤,是因为又一位始终关心和爱护我们这些后生晚学的老师,一位曾经那样亲切熟悉的敦厚长者和前辈又离我们远去,不复得面聆教益、趋前请安。思之感之,伤悲自来。 

    我与林榕年老师的师生缘分起于三十二年前。1982年,我考取了厦门大学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我最初报考的专业是陈朝璧先生的罗马法,可没想到我到厦门大学报到时,陈先生已因脑溢血卧病在床,不久就去世了。在此情况下,原来协助陈老师的胡大展老师就接替陈老师担任我的硕士导师。为符合教育部和学校对指导教师和专业授课的要求,胡老师通过老同学关系为我们几个学生请了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授课,林榕年老师还担任了我的校外特聘导师。我记得,林老师是前往厦大给我们授课时间最长的外校老师,时间应该是1982年下半年或1983年初,授课对象是我和万亿、邱鹭风三个外国法律史专业的研究生,有时也有其他专业的同学来听课。林老师讲的是外国法律史,授课内容是在其“国家与法权通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思想和方法有鲜明的前苏联特点,其实这也是时代给他们这老一辈学者留下来的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他用了许多时间专门讲授了罗马法,很系统、细致。我们那时候上课是在厦大历史系或其他什么系的一个顶层阁楼里,空间不大,但容纳我们这几个人绰绰有余,而且显得亲切自然,有如私塾一般。每到上课,林老师端坐于小小书桌前,我们几人则于不远相对而坐。由于当时中国的罗马法学处在刚刚恢复的启蒙阶段,教材甚少,林老师用的教材不少来自前苏联国家与法的教材资料,故许多专业用语和立场观点经常会引起我们与他的讨论和提问。当时,因为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罗马法方面,故向林老师的求教自然多一些。现在想来,如果说我的罗马法启蒙老师是已故的兰州大学吴文瀚老先生,那么系统给我讲授罗马法的则是林榕年老师,这为我后来的罗马法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基础。说起林老师的讲课,其实很有特点,他上课时没任何鼓动煽情之举,只是直视学生,不温不火、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分析说明问题时细致入微,回答问题时不厌其烦。某种程度上讲,他讲课是教条式的。但听者能感觉得到,他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和观点很确定、坚持和自信。我的记忆中他很少有激动的表达或表现,顶多声音略微提高一些,即使是和我们讨论乃至争论,大多也是微笑着,有时候像孩子般故意要争辩,有时候又像同辈朋友那样谈笑风生。在我们这些晚辈学生面前,他从来无意表现自己是师长,而只是彼此平等的学术同仁。正因如此,使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师长。如今说起来幸运的是,当时厦大法律系81级研究生里面只有我一个是来自大西北的非本地学生,故课余之后我与林老师的交流更多一些。有时候我会陪他在厦大美丽的校园里或者那时还很清静的海滩上散步,谈谈学术或聊聊天。可以说,我和林老师的师生缘是在一种如今已经很难得的美好浪漫场景下开始的,令人难忘和珍惜。 

    那次林老师在厦大讲课后不久,我们又有了一次机会到北京去上课。当时,由于厦大法律系刚刚复建,有些课程师资不足,故胡老师安排我们赴京听课,为时近一个学期。更幸运的是,我们都是以私塾方式来上课,外法史是到林老师和北大由嵘老师家里上,中法史是到张希坡、张晋藩和曾宪义老师家里,记得还去拜访过谷春德老师。这种上课条件,在如今老师带学生如放羊般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再享有了。那段时间,我起初情急之下借宿在辽宁大学法律系在京学习租用的客舍,后来大部分时间则租住在北大西门的娄斗桥农舍里,每天来往于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之间。我那时最惬意的一件事是从北图出来,坐公共汽车直接去颐和园后面的青龙桥游泳,然后再回娄斗桥。当然,现在青龙桥早已经不能游泳,娄斗桥早已不存在,那里的荷塘和农舍早已经变成了林立的高楼,北大西门外早已经不复有往日的清新、宁静和朴素的田园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在北京求学的这段时间非常美好和有意义。如今,这段往事中的又一个主人公离开了我们,真是人纵有意,岁月无情。 

    与林老师第三次较长、较亲密的接触是1984年春天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调研的时候。这年年初,我完成硕士论文初稿后,根据学校规定申请前往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做学术调研。那时的调研经费只有三、四百块钱,但却很管用。靠着这笔经费,我做了一次几乎走了半个中国的游学。从厦门出发的第一站就是汕头大学,因为那时林榕年老师正在主持筹建汕头大学法律系,他邀请我去汕头大学看看。按他的话说,去了解一下汕头和汕头大学。说真的,那时汕头大学法律系的图书资料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作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汕头的风土人情、城市风貌倒给我留下更多印象。当然,重要的是,我此次在汕头停留数日,与林老师就学术、人生和未来发展做了多次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的讨论交流。我的毕业论文题目以罗马法为主题,而林老师是我罗马法课程的授课老师,所以我自然要首先听听他对我论文的整体意见。不过,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有关罗马法的英文资料,这是我在北京从早到晚整天泡在北图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也大量参考了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献或研究成果影响的早期中国学者的相关著述,还有一些自西文翻译过来的相关资料。这样一来,我的毕业论文在资料使用、思想方法和术语运用方面与林老师讲授的内容与风格就明显有别。但是,林老师从来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却鼓励我、启发我更好、更严谨地思考处理。他的这种师德和风范,确实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影响。从表面印象看,林老师是一位非常“正统”、“严肃”的学者,但思想方法非常开放、开明和开通。我觉得,林老师作为老师的高超之处在于他不局限于简单地“传播”,而是更重“点拨”。换言之,他是以“传播”为基本,以“点拨”为目的,故往往有四两拨千斤之功。一般来讲,每一个做老师的都希望自己教出来的学生能够受到自己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并且继续沿袭自己已经开拓出来的学术路径。但真正难得的老师是有海纳百川的大胸怀,能够接受和包容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完全自由自主地思考探索,从不要求学生亦步亦趋。我认为,林老师就是一位这样宅心仁厚、包容开明的老师。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门下才有了梁治平那样与其老师学术路径完全不同,但却获得真正学术成就的门生。当然,林老师本人的研究,也不断吸取新的资料,也善用更新的方法,这在他近二十年里主持和主编的《外国法制史》中、在他七十多岁还发表的有关罗马法的论文中,均能明显看到。 

    在汕头大学那几天里,我毕业之后何去何从是我和林老师先已心照不宣的话题。林老师的本意很清楚,希望我毕业后到汕头大学工作,或者是在此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才做北上京城之图。他为我客观仔细地分析了到汕头大学工作的得失利弊,同时也谈到直接去北京工作的好处。但他并没有给我一个定案,而是让我回去认真考虑再决定。我在汕头期间,他几次请我去办公室谈话、去食堂吃饭,晚饭后带我一起散步,看看正在大兴土木的汕大校园。一天傍晚,他指着不远稍高处的一排院落式别墅对我说,这是给教授们盖得房子,你若留下来,将来肯定会有一处的。我笑答那可没把握,而且可能要太久的时间。当时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中国发展变化这么快这么大!当我再一次去汕头时已是十多年后,是在给律师协会讲课之余去了汕头大学重游旧地。这时的汕头大学,已经完全不同于十几年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美丽的校园,有了自己的莘莘学子和文化氛围。站在汕头大学人工湖的亭榭前,望着对面的教学大楼,我暗想,如今汕头大学的人们,至少是法律系的师生们,可还记得当年为创建这个法学院付出劳动和心血的林榕年教授吗? 

    1984年我的毕业论文调研,始于汕头,后经过深圳、珠海到湛江,从湛江去海口和三亚,又从海南回来经柳州、贵阳再到重庆,由重庆顺长江而下去武汉,由武汉去上海,最后到了北京。历时一个多月,可谓是一次年轻时的壮游。那时没有可能坐飞机,一路都是火车汽车。然求学远游心情热切,何累之有!在广东境内,我的调研除了去汕头大学林老师处,其他都是去基层法院搜集司法实践资料。那时的法律研究生,还有些稀罕,所以走到哪里都被当新鲜事物对待。在广西境内,主要是游历;到了重庆,和我写同一个题目的王卫国尽了地主之谊,我们之间的讨论或争论很深入和激烈,因为对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他坚持一元论,我坚持两元论,直到今天谁也未能说服谁。在重庆期间,我还拜访讨教了外法史学界的前辈林向荣教授。离开重庆时,卫国兄为我买了去武汉的船票,并送我到了朝天门码头。本想在码头畅叙一番,但到了码头后才发现我的证件和盘缠统统忘在了西南政法学院招待所客舍里。大惊之下,留下卫国兄看行囊,我自己十万火急赶回烈士墓校园里找证件。好在当时民情尚有室不取遗的古风,我重新拿到了证件和盘缠,这才松口气。如果当时丢了这些东西,我恐怕只能立即借钱打道回府了。卫国戏言这堪比滑铁卢,我则在惊吓中学到了深刻的教训。在武汉期间,我去武大拜访了卢干东先生和张学仁老师,谈得都很畅快,他们俩都是我在当年年初厦大外法史年会上幸识的前辈学者。卢老当时主持《法国研究》,我去他家中拜访他,他很是高兴,谈完论文之后,即约我写篇罗马法与法国法关系的文章,同时让我代他向王名扬教授也约篇文稿。为此,我到北京时还专门去王老位于和平街北里某处的蜗居斗室,转交了卢老的约稿函。另外,遵胡大展老师之嘱,还去拜访了几年前已故的马克昌先生。记得那年武汉酷热难当,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更是苦不堪言。夏日武汉人的工作习惯是,上午出门办事,下午就待在房间或家中逃避酷热。我那时住在武大珞珈山招待所,上午出去拜访老师或跑图书资料,下午就泡在东湖里,生平第一次领略了什么是酷热,而那时不过才刚刚四月份。与张学仁老师的会面约在傍晚,是他家前面的场院中,他搬了藤椅出来,摇着蒲扇,同我就毕业论文、学术、人生和世事谈了许多。兴致高处,忽然告诉我说,你们米姓人家和北大有渊源呢。北大的勺园最早是明朝米万钟的园子,而清华园则是李家的,北大、清华校园最初都起于私家园林。颐和园大门进去的一块儿人称“败家石”的大石头,起初也是米万钟发现,最后由皇家收了去的。因他这话,我到北京工作后,还专门去勺园和颐和园考究过。离开武汉去上海,我先去当年年初在外法史年会上新结识的朋友,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处,除了与他交流论文写作和学术研究的心得外,还想在那里的学生宿舍借住一、二晚,以图节省些盘缠。何勤华那时已表现出来的刻苦坚韧,对学术的执着,已注定他会有今日的学术成就。安顿下来之后,我即前去瑞金路上周枏先生住所拜访。这次拜访的情形我在纪念周枏先生的文字中说到过,很正式、很老套。周老请我入座后,即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已写着需要指出和讨论的问题,逐条逐句地说给我听,并且耐心听我解释回答,然后再一起讨论。我明白,老先生事先非常认真仔细地看了我的论文。在我们集中全部注意力讨论学术问题时,周老的夫人则已经悄然地准备好了午餐,执意留我一起用餐。对于我这个已经于旅途中奔波月余的年青人来说,几碟菜肴加上热汤热饭,实在是上等的待遇。当时情景温馨亲切,至今历历在目。上海之行结束后,我到了此行最后一站北京,去人民大学拜访了佟柔先生。我的记忆中,佟柔老师家的居住面积并不大,而且有些烟熏火燎的味道,大概是因为他老先生抽烟太多的缘故。因为我的到来,他的夫人只好去到另一间更小的房间。在与佟老师的谈话中,他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八个问题;先是四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理论问题,随后是四个非常专业深入的民法理论和技术问题。过后,我觉得佟老师的指点给我这次长途游学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因为我觉得无论是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是制度性技术问题,至此我差不多都碰到或涉及到了。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后,因我的导师李景禧与佟老师有旧交的缘故,又不止一次去见他,或传递消息,或代李老师转给他在人大会议上的提案。在此之所以说到这些往事,是因为它们或与林老师直接有关,或因外法史而起,故与林老师不可分。说起来,我此次游学起于人民大学的老师,结束于人民大学的老师,也是一种缘分。

    1984年辞别林老师从汕头离开后,经过近半个中国的游历和多方面考虑,我回到厦门不久就给林老师写信,告知我还是想回北方,主要原因是我乃北方人,更适合在北方生活;此外,北京的学术天地更为广阔。林老师得知后,即写信给我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且希望我在北京能够顺利发展。那以后,我和林老师就很少见面了。刚开始,是忙于教学、著述和考试出国;后来是出国进修、去澳门、又出国,直到2002年从西北法院工作回来,工作生活的节奏似乎才渐渐稳定一些。这期间,知道林老师早已从汕头回到北京,也通过电话请过安,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我最后一次见林老师大概是十多年前在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负责筹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老师应邀参加了研讨会。会后宴席上,我得机向林老师敬酒,并谈起这些年的工作。我知道,林老师回京后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情况,曾让人捎口信给我,看我有无意向去人民大学工作。这次见面,他很认真对我说,希望我能考虑这个提议,我若提出什么要求,学校一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予以满足。事过这么多年,可以说我当时确实在考虑日后工作的定向问题。我最终没有给林老师积极的答复,重要的原因是我对国内学界风气的失望,觉得到哪里都一样。后来决定到澳门,其实是一种远离文人喧嚣、跳出学林三界的选择,没想到这一晃就是许多年过去。 

    听到林老师去世消息的当夜,我辗转反侧久久不得安寐,成一挽联以表心情: 

    三十年前鹭岛林园授业音容笑容今犹在, 

    大半生中天涯咫尺师恩远也近也伴身边, 

    大爱人间。 

    林老师的追悼会简单朴素,没有悼辞,没有哀乐,只有排着长长队列来悼念送行的亲人、朋友、老同事和众多弟子门生,这大概也正符合他的做事风格。我向静卧花丛的老师鞠躬致敬默哀,望着我曾那么熟悉的面孔,内心十分确信,他的灵魂一定能在人们所说的天堂里安息,因为他在人间所行六十余载教书育人,是乃厚德至善。而厚德至善之人间人,必是天堂的贵客。 


    (米 健,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於澳门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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