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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大学:沉痛悼念恩师刘文华老师

    2020年3月12日早上七点多接到刘兰的电话,说:“爸爸走了,我尽力了,但没能挽留住爸爸”。然后,刘兰在电话那边失声痛哭,我一句话说也不出,在电话这边痛哭流泪。挂了电话十几分钟后,我缓过神来,跟马立民师兄、高桂林师兄和雷运龙师兄一一电话通知恩师去世的消息,然后我发了两个朋友圈。我是一个很容易受情绪困扰,尤其是难以摆脱忧伤情绪的人,几天过去脑子还一直恍恍惚惚,老师的音容笑貌在脑海中不断呈现。


    我在2002年就读过刘老师的书,而且知道刘老师还给我硕士生导师的一本专著写过序。刘老师知道我是在2013年,我准备考他博士时,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听到我自我介绍一番后,刘老师说:欢迎你报考,你多跟我天津的一位博士生马立民交流,于是让我记下马立民师兄的电话。很幸运,我成为刘老师的最后一位博士生(才疏识浅,自己不敢称“关门弟子”)。博士入学后才知道,刘老师对挑选最后一位博士生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当时报考刘老师的博士生有五位进入复试,刘老师亲自参加面试(从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6点多,师母一直打电话询问,担心他的身体)。


    虽然我被录取了,刘老师对我其实心存疑虑,担心我会不会是来混一个博士学位的。一方面毕竟这么大岁数才来读博士(2014年博士入学时我40岁),而且基础不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本科教育);另一方面还得工作,要养活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有真读博的精力吗。入学报到后第一次见面,刘老师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的疑虑(后来看我读的非常认真,很快刘老师就改变他的看法)。然后,刘老师送给我三本书了,并讲了2个小时经济法理论,最后临走时一再嘱咐:你要好好感谢你的夫人,她在天津持家带两个孩子不容易。2016年来天津见到我媳妇时,刘老师还当面夸赞她。


    一般经济法学者顶多将经济法作为一个事业(更多作为一个专业而已),而刘老师却将经济法视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师兄师姐们说的“生也经济法,死也经济法”)。他为经济法现存问题焦虑失眠;为青年学者不敢涉足经济法基础理论而着急;为经济法本科教育而忧虑。这是他为啥见人就讲经济法的原因。我三年在人大读博期间,每月都会去刘老师家(有时每月去多次),深深被刘老师的理论所折服。折服他的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折服他的与时俱进;折服他的质疑精神。记得201411月(哪天记不清了),我向刘老师汇报在读哪些书,其中提到《社会契约论》,刘老师突然说一句:卢梭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是错误。我当时听后,非常不理解,心想经典还会错了。2015年我读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福山指出国家起源于战争,而不是社会契约。后来,我跟刘老师说起福山也有这个观点,刘老师说:我从未看过他的书,你拿来我看看。这个小事反映质疑精神是刘老师学术生命之源。


    刘老师经常给我讲他的每个弟子,所以我对师兄师姐的了解都是从刘老师那里得到的。各位师兄师姐考他博士的情形、哪位师兄曾给他跪着打过电话、哪位师兄遗憾没能取得学位,哪位师兄师姐在他家里住过,甚至哪位师兄师姐所遭遇的不幸,他都曾给我讲过。每次去看刘老师和师母,刘老师都关心我家里情况怎样(师母神志清醒时,我每次出门他家门,师母都会说:要注意身体。一听到这话,总觉得这事反了,这应该是我向二老说的话),一直担心我别因读博导致家里生活困难。


    2017年我博士顺利毕业,而且还获得了法学院老师们的一致认可。毕业时,刘老师特别高兴,说:你毕业了,我就不再染头发了。当时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我就说:还染染吧,您才805岁呢。毕业后,我每次去北京时,宜园1306是我必回的家,最后一次是201912月的一个晚上,没有想到这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虽然我办好了“进京通行证”,因为疫情的原因,单位组织部还是不能批准进京见您最后一面。在此,向您作最后告别:恩师安息吧,虽弟子不才,但还会带着您的遗志继续前行!叩拜!

 

付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2020315日下午


 

附小文一篇,以作思念:本文发表于《企业合规论丛》(201911月)

 

经济法学理论的哲学思辨

                               ——记刘文华先生中国经济法学思想

 

付大学*

 

【摘  要】经久不衰的经济法学思想应是对经济法理论的哲学思辨。中国经济法不同于西方经济法,中国经济法是中道之法、合作之法与和谐之法,不走极端、提倡合作与促进和谐是中国经济法应有旨趣。矛盾论是研究中国经济法的基本工具:中国经济法是平衡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应然结果,是探赜对立统一哲学思想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分合论与纵横统一论是中国经济法的理论精髓:只合不分走老路,只分不合走歧路;只纵不横是计划,只横不纵是自由。

【关键词】经济法;中合和;矛盾论;分合论

 

    作为中国经济法学学科开创者之一,刘文华先生的经济法学思想经得起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发展实践的检验。在不同时期,他的思想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刘老师经济法思想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缘由在于,其根植于哲学基本范畴之中,是对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的哲学思辨,尤其是马克思哲学原理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应用达到炉火纯青高度。


一、“中”“合”与“和”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刘老师认为经济法本身就是中道之法、合作之法与和谐之法,经济法学理论建构与研究应该体现中、合与和思想。


(一)经济法是中道之法

    经济法的理论建构要走中庸之道,不能走极端。无论是从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法域,还是从法益角度,经济法都表现出作为中道之法的特性。


    其一,从经济法产生角度,中西方国家走中庸之道是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原因。刘老师在论证中西方经济法起源时,就指出中西方国家走中庸之道才产生经济法,若各自走“高度计划”和“放任自由”两个极端道路时是不可能产生经济法律制度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无法产生经济法,是因为过分强调市场与自由,走了完全放任自由的极端。在政府仅作为“守夜人”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调控和规制的机会,不可能产生公私混合的法律关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也无法产生经济法,是因为过分强调政府与计划,走了高度集中管制的极端。在政府作为“包办人”的情况下,个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等都是由政府全部负责,没有市场与私人自治的空间,也不可能产生公私混合的法律关系。完全“放任自由”与过度“私有化”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表现为:一方面大企业的生产过剩,而另一方面劳动者因失业丧失购买力,出现了某些商品过剩而劳动者无力购买的“反公地悲剧”(也可称为“过度私有化的悲剧”)。政府的“高度计划”与过度“公有化”导致了“吃大锅饭”的低效率,表现为:一方面企业生产力不足,产品匮乏,而另一方面劳动者互相推诿、劳动积极性不足的“公地悲剧”(也可称为“过度公有化的悲剧”,有人又将公地悲剧称为“大锅饭悲剧”)。两种极端制度都给各自社会带来了致命缺陷,上演着不同的“悲剧”。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汲取了对方一些优点,同时使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兼顾了自由与计划,取得了各自经济发展与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增加政府干预、体现政府作用,而社会主义国家减少政府干预、突出市场作用,从不同方向促成了各自经济法的产生。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法教材忽视了这个理论规律,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原因,将西方经济法产生的个性作为所有经济法产生的共性, 刘老师对此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判。[1]刘老师还指出,有人提出经济法古已有之,使经济法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最终导致经济法的虚无主义。一些经济法学者的错误观点就是不了解经济法是中道之法所致。


    其二,从法域角度,经济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体现中庸之道的公私混合法。经济法既不同于纵向的行政法,也不同于横向的民法,而是纵横统一法。一些法律关系不是非公即私、非私即公,也不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而是公私的交叉领域,这些“灰色地带”恰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关系,“纵”不包括非经济的管理关系、国家意志不直接参与或应由当事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横”不包括公有制组织自由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以及其实体权利、义务不受国家直接干预的任何经济关系。[2] 如此界定清晰的划分了经济法与行政法、民法的界限,经济法决不是民法学者所定位的“经济行政法”,也不是行政法学者所主张的“就是一种行政法”。基于中道之法的哲学理念,刘老师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理论范围,充分体现了公与私、纵与横之间中庸思想——“位于中间,不离两边,不走极端”。


    其三,从法益角度,经济法既不突出公有利益至上,也不强调私有利益占优,而是平衡协调各方利益,追求各方主体利益最大化,或言之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刘老师称其为“平衡协调法”。除了“私法体现个人本位”与“公法应体现国家本位”外,刘老师较早就提出经济法应体现社会本位,作为市场主题的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社会本位本身就包涵个人利益和公有利益的兼顾,当二者冲突时则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3]来衡量哪个优先,而不是主观臆断。近年,经济学界争论火热之话题——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谁优先问题,若从经济法视角思考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必须结合具体的案例来判断二者哪个优先,若某个事项执行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法益更优,则产业政策优先;若某个事项执行竞争政策所带来的法益更优,则竞争政策优先。经济法学者很少对二者关系争论不休。显然,经济法的这种法益衡量方式,是一种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


(二)经济法是合作之法


    刘老师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国内都应提倡‘合、和’法的主旨思想是所有成员和组织,都要对社会负责,在共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协调发展。”[4]利用经济法理念处理合作各方之间的争议能够有效促进与维护合作。


    其一,国内合作方面仅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PPP)作为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我国称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就是推行政府(或公共部门)与私人(或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原来全部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调整为由社会资本提供,通过政府付费或使用者付费等方式使提供者获得一定的收益。 尽管我国PPP是不是真正的PPP,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5]但它是政府(行政机关)与企业(市场主体)之间的一种合作,不是民法和行政法所能解决的问题。PPP恰恰是经济法的主要研究领域,通过经济法律相关制度的构建来促进公与私之间的合作共赢。然而,现有制度却没有从经济法角度来构建合作与争议解决制度,导致PPP中真正私人主体参与的不多,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如PPP合同的争议解决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6]PPP合同争议应纳入行政审判庭审理,是一种行政案件。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来说,若与政府发生争议只能进行“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显然对市场主体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行政诉讼让人怀疑能否公平保护“私”一方的利益。然而,若将PPP合同争议界定为一个民事争议,又产生民事审判庭“能否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的疑虑。作为行政案件或民事案件都无法周严的保护PPP的这种公私混合利益。国务院法制办2017721日公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仅是否定了“PPP合同争议是行政争议”观点,[7]且有意回避了给此类争议定性的问题。从经济法角度,PPP争议恰恰是以经济法理念所建立的“经济审判庭”应该存在的价值,现在看来全部取消经济庭是一个错误做法,才导致了目前PPP合同争议无所适从的原因。


    其二,国际合作方面仅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例。众所周知,正因为合作能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世界范围内才成立了无数的各种合作组织,而经济法恰恰为各种合作提供法律环境(如财税法、金融法等等)。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组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20175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无不是中国领导人的合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会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会造福于各参与国国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离不开经济法理论的指导,如金融法理论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金融制度支持。从经济法理论方面而言:一方面,“一带一路”法律制度构建不能仅保护个体利益(如参建企业的企业利益至上),而忽视各参与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法律制度构建不能仅保护我国的国有利益,而忽视其他国家利益。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失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融资、建设、运营等都需要经济法律制度的调整。


(三)经济法是和谐之法

    从法律主体角度,经济法将“人”抽象为特殊部分的社会人,[8]如消费者和经营者、雇佣者和劳动者、竞争者和垄断者等等,从而泯灭他们之间的个性,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各群体特殊社会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如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和谐;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实现竞争者与垄断者之间的和谐;通过《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实现雇佣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和谐。


    从内容构成角度,经济法两大部分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都是要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整体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市场规制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整个市场运行的和谐,从微观角度矫正市场的残酷性,避免“丛林法则”过于血性。宏观调控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从宏观角度纠正市场的盲目性,避免“二八定律”肆意妄为。市场规则与宏观调控共同发力,实现整个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从法域立论角度,经济法是和谐之法。经济法立论从不否认民商法的存在,也不否认行政法的存在,并认为他们都有独特的调整领域与调整方式,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经济法学者从不高傲地漠视其他法律部门存在的价值,也从不轻视各个法律部门对整个法治建设的意义。经济法立论既不蚕食其他法律领域,也不画地为牢、固守己见,而是对各种问题进行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持积极与开放态度。真正的经济法学者对之前的“大经济法”思想一直给予批判态度,认为那种思想是对经济法的莫大曲解。


二、矛盾论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任何社会都充满着不同的矛盾,大大小小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体系,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据此,刘老师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论,并认为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一个基本矛盾,到了现代社会更表现为多对矛盾和矛盾方面,如国与民、统与分、政府与市场等等,前项为左边系列矛盾方面,后项为右边系列矛盾后面。左边系列矛盾方面,一般地说多体现着社会整体利益、意志和行为;右边系列矛盾方面则多体现着社会个体利益、意志和行为。[9]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过分强调“左”方面的矛盾,导致经济发展乏力,积贫如疾;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过分强调“右”方面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然而,两大系列矛盾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都强调了对立,而忽视了统一,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都出现了不同的严重问题。


(一)矛盾论在经济法产生理论中的应用

    经济法恰恰是在平衡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矛盾方面应用而生。刘老师主要列举了三个方面[10]:其一,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两只手的协同并用。只有两只手并存、共同地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时,经济法才能够产生。只有一只手,或虽有两只手,但只对立不统一时,都不会产生、形成经济法的。


    其二,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是两类不同的经济关系,两者相互对立,相互制约,有不同,有区别,但它们又必须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甚至相反也可相成,所以又必须看到它们是统一的一面,即纵横统一。[11]只有一类经济关系,或两类经济关系极度失衡,都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法。只有当两种经济关系要素并存、结合与统一时,才能产生现代经济法。因此,刘老师认为“纵横统一说是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其三,公法与私法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是现代经济法产生、形成的法律上和法学上的原因。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即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实现的法律生活的深刻变化,也是以最清楚的形式表现在公法和私法的关系中,表现在双方的重新相互渗透中——在一个新的法律领域的产生过程中——就像经济法和劳动法,人们既不能将之归入公法也不能将之归入私法”。[12]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就是矛盾统一一面的结果,二者若只有对立就不可能产生公私混合领域。


(二)矛盾论在经济法解决现有经济问题中的应用


    新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解决供给质量、结构调整、要素配置等方面的矛盾,需要经济法法来平衡协调一些矛盾,因而经济法应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其一,从供给质量方面,需要经济法律制度促进供给多元化,提升供给质量降低供给成本。我国兴起的共享经济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共享经济满足了社会公众多样化需求,降低了供给成本。经济法要因势而变,调整传统的监管方式,以适应共享经济的需求。经济法的相关法律,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要为共享经济中的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竞争秩序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其二,从结构调整方面,需要经济法律制度引导经济结构的调整。供给侧改革要推动市场供给端提供绿色环保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已改粗放型发展方式为集约型发展方式。需要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和发展规划法等促成绿色供给的形成。以环境保护税法为例,该法不仅仅是对排污企业征收税款,而是促使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从金融法律制度而言,金融服务多向绿色环保企业倾斜,对落后产能减少资金支持。


    其三,从要素配置方面,需要经济法律制度保障市场主体的权益。需要经济法主体制度通过制度性变革来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独立性,完善产权、社会分配等制度来保证市场主体的权益;[13]通过推行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可见,供给侧改革中的一系列矛盾离不开经济法的调整,只有多项经济法法律制度的协同作用才能取得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三、分合论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分与合、以及分合理论是哲学上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天下万事万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规律。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小到一个具体财产制度,甚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都体现着分合规律。从国家角度,我国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的分合史,虽然“合”是主旋律,是主流和常态,但“分”却时常发生,甚至到目前为止台湾也未实现与大陆实质意义上的统一。从财产角度。我国财产制度中私有财产是“分”,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是“合”,体现“合”的财产制度在我国占绝对主导地位。从人与人关系角度,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中单身与独居是“分”,家庭与合居是“合”,“合”是人与人关系的主流。分合规律成为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属性。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从奴隶社会的诸法合一,发展到近代社会的诸法分立,再到现代社会诸法的再度融合,就是分合论规律的生动体现。


    刘老师将分合论应用到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中,他认为作为纵横统一的经济法,纵是合,横是分;国家调控是合,市场调节是分;计划是合,市场是分。所有经济领域,不管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都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合并存、分合并行。刘老师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落后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合得太久了,分得太晚了”。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保持必要的社会整体“合”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个体的“分”的要求,诸如企业扩权让利、农田承包到户。但同时国家也保持必须的集中,壮大国有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分合得当,协调发展。“只合不分走老路,只分不合走歧路”,不能再片面地只分不合,或只合不分,不可再走极端。[14]


    分合论是刘老师经济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精髓,其贯穿于经济法理论的始终。刘老师指出,与前苏联一样,我国经济改革初期也曾出现“综合经济法”,将具有独立部门法地位的民商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都纳入综合经济法之中,这样的“合”没有价值,对经济法理论发展造成了损害。[15]这种经济法理论为政府全方位介入经济生活寻找借口,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不可取的。刘老师经济法理论中,从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律关系、到法律责任都体现了他所倡导的分合思想。从经济法产生角度,在诸法合一时代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但过分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立也不会产生经济法。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从分到合的产物,没有公法与私法的融合就不可能有经济法。从经济法律关系角度,主体上涉及个体、群体、政府之间的分与合的问题,不能只重视个体与政府,而忽视特定群体及其利益的存在;客体上涉及私有财产、共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分与合问题,不能因公私财产二分法而忽视共有财产的治理;内容上涉及权利与权力的分与合问题,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对应问题。从法律责任角度,经济法中法律责任条款一般会同时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种责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于一个条款之中,是分合论的典型表现。


结语


    刘老师的经济法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不可能浓缩在一篇短文之中,本文仅仅提炼很微小的一部分,只是管中窥豹。如他所提出的责权利效责相统一思想、“上下”思想、“上中下”思想、“竞与争(同向为竞、异向为争)”思想、法律调整对象思想、国企改革思想等等都为经济法后生们挖掘他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宝藏。


    刘老师对经济法研究现状有深深的忧虑,不仅仅是对年轻研究者知难而退的忧虑,更多是对许多经济法研究缺乏哲学支撑而丧失说服力的忧虑。刘老师一直建议,经济法学研究者要从哲学范畴中寻找灵感、从哲学理论中寻找支撑、从哲学思维中寻找突破。

 


*付大学,法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财产法和财税法。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我国反公地资源的识别与法律治 理研究CLS2017D103)阶段性成果。

[1] 参见刘文华:《中国经济法“干预论”之批判》,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66-72页。

[2] 参见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页。

[3] 如果一项制度给一些人增加的福利能够弥补给另一些人造成的损失,总体而言福利大于损失,那么这项制度就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4] 刘文华:《经济法路向何方?》,载《河北工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3页。

[5] 参见付大学、林竹芳:《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中的范围》,载《江淮论坛》2015年第5期,第109-113页。

[6] 现有很多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采用特许经营方式,特许经营协议被司法解释认定为行政协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协议。

[7]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PPP合同争议可以申请仲裁,若定性为行政争议是不能申请仲裁的,显然该征求意见稿否定了“行政争议”的观点。

[8] 参见丹宗昭信、伊从宽:《经济法总论》,吉田庆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157页。

[9] 参见刘文华:《经济法本源论——“社会基本矛盾论”是解释和解决经济法系列问题的基础理论》,载《经济法治论坛》200312月刊。

[10] 参见刘文华:《经济法本源论——“社会基本矛盾论”是解释和解决经济法系列问题的基础理论》,载《经济法治论坛》200312月刊。

[11] 参见刘文华:《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5页。

[12]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8

[13] 参见刘志云、刘盛:《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法:挑战与回应》,载《政法论丛》2017年第4期,第3-13页。

[14] 参见刘文华:《经济法理论在求实、创新中行进》,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15] 参见刘文华:《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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